重庆代表委员呼吁社会保障应跟上农民工的步伐

　　说起去年底曾收治的一个病人，在渝全国政协委员张玲总觉得心里搁了块大石头。

　　病人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老家在库区，两年前离家去了广东打工，据说是在一家制鞋的工厂。出门时精壮结实，每月也能寄回一笔钱。但从去年开始，钱越寄越少，家里人纳闷，还以为他谈了女朋友。最后人回来了，瘦得几乎脱了形，还便血，赶紧送到医院一查———肾病。

　　“这样的病往往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较差的生活条件造成的。”张玲说，小伙子开始发觉不对时，自己买了些药对付，后来支撑不住，晕倒在车间，醒过来已经被厂方开销了，只结清了工资，至于医药费根本不能想。因为这个事，张委员整个春节都在关注外出打工者的健康状况，结果不容乐观，许多务工者从来没有做过最简单的体检，连最基本的传染病、职业病常识都很匮乏。

　　“建议国家应该加强农民工健康信息管理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。”张玲委员决定在“两会”上为农民工代言。她的想法，成为很多来自重庆的代表委员的共识。

　　为农民工建“健康卡”

　　张玲提出，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，他们的健康也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，因此加强其健康信息的监管刻不容缓。她建议，地方政府应为农民工全面建立“健康卡”和健康档案，定期为农民工组织免费的基础体检，包括一般体格检查、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、胸部X光透视等。在每年农民工集体外出打工前和返乡后，也应该及时了解其身体状况，排除传染病等隐患。

　　张玲认为，现在国家对于儿童的免疫接种搞得相当好，但对农民工的健康关注不够，医疗保障措施明显滞后。建议国家能够修订《传染病防治法》，明确界定针对农民工的防疫政策。

　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的梁国鲁委员说，由于生活环境和知识层次等客观因素，农民工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高。建议有关部门多组织开展针对流动务工人员的医卫知识宣传，强化农民工的自身保护意识。

　　为农民工建立新型养老保险制度

　　连英俊委员建议，能否建立一种适合农民工特点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。这个制度应当既能够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，又能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相对接。成为中间的“过渡政策”。

　　连委员说，由于农民工目前的身份在不断转换，所以他们的养老保险最关键的是要“量体裁衣”。要在国家统一政策指导下，主要参考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制度，制定“低进低出”的政策，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，进行统一管理。

　　刘德申委员对此也有想法，他建议采取全国统一政策，分级管理，可以考虑设立个人账户，为农民工提供低费率、灵活参保的保障平台。这样既容易为农民工本人特别是用人单位接受，也比较适应农民工频繁流动的情况。

　　降低门槛实现社保全覆盖

　　陈万志委员的视角比较宏观。他列举数据称，从1994年到2005年，我国制造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11%—12%左右，职工货币工资每年提高10%左右，大量农民工的工资20年里增幅很小：“所以应尽快使社会保障在农民工中实现全覆盖。”

　　陈委员表示，目前农民工社保覆盖率低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社保体系统筹层次较低，农民工在一个地方加入社保并缴纳保费后，无法将未来的利益带到其他地方去享有，加入社保积极性不高。另一方面，农民工要和城里人缴纳同等费用的社保，压力很大，也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。

　　陈委员建议，可以考虑把养老保险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由全国统筹，农民工和全体职工共同参加，保率较低，定义为“基本社保”的部分。其上缴费用相当于现行社会平均工资的8%—5%。对农民工只要求参加这部分社保，保率较低，可以带走，具有全国范围的流动性。而对原来已经参加社保的城市职工，则要求在参加基本社保的基础上，再参加“附加社保”，保费率相当于工资的20%左右，缴费总额基本与现在的缴费比率持平。这部分“附加社保”可以在8%以外再设立个人账户，完全由地方进行管理。